三农“施”语⑧||基层减负要谨防“越减越负”

近期到基层采访,总是会询问基层干部一个问题:今年是基层减负年,你们有什么感受吗?

听到记者的问题,他们多会露出不自然的苦笑,沉默片刻,尴尬地摇了摇头:没什么感受。

所谓“没什么感受”综合起来看,主要是三种情况:

第一种是以前怎么样,现在基本还怎么样,甚至因为工作情况的变化,各项任务考核还有所增多。关于当地是否出台了减负的要求,有的表示根本没听说,有的表示听说了但是和他们的具体工作关联不大;

另一种是确实感觉有变化,比如文山会海的现象有明显好转,但是其他方面的考核又多了起来,尤其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比较突出。一位干部告诉记者,他手机上的APP装了五六个,而这已经是精简之后的,其中三个要求每天打卡排名,他只能把洗漱和吃饭时间拿来“刷”APP;

第三种则是确实感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量有所减少,但是考核问责的压力依然巨大,尤其是基层权责不对等的问题。“上项目的时候不咨询我们的意见,名为‘减负’,但是事后管理责任还在我们身上。这样减负不如不减。”

当然,从全国的角度来看,记者采访的样本实在太少,不能代表整体情况。但这应该也说明了当前基层减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,值得关注。

而不久前,长期关注基层治理问题的《半月谈》也推出了一期关于基层减负的“年中观察”报道,指出:目前,破除基层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起到了积极效果,但也有些是表面文章,部分地方“口号喊得响,获得感不强”。

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并不让人意外。自今年三月中央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》下发之时,舆论在欢呼和期待之中亦不乏忧虑,提醒千万别搞成“以形式主义破除形式主义”。现在看来,这些担忧确实并非杞人忧天。

当然,破解形式主义顽疾本就不是一夕之功,通知下发不过四个月的时间,指望在短期之内,就能在此问题上有较大的改变,也是不现实的。事实上,数月以来,在关于基层减负的问题上,各地还是有不少的实际动作。北京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海南等地纷纷出台措施,狠刹会风、精简文件、减少督查,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形式主义给基层带来的各种负担。但是,为什么基层还是感受不明显呢?

关于这一点,笔者也和基层干部讨论过,在他们看来,原因主要有三个:

首先,如何界定,没有标准。实际工作中,哪些做法是形式主义要适量减少的,哪些是要绝对消除的,哪些又是工作必须的流程应当保留的,没有统一标准无法界定,一些地方工作中很难把握好尺度,只能从形式上入手,简单对照中央要求做一些增删调整工作,无法触及要害。

其次,如何追责,无法操作。“没有追责,就没有威慑”。很多形式主义的做法,不同于一般的违纪违法,带有一定的隐蔽性,而且往往打着“正当”旗号,所以即便存在明显违反中央要求的行为,也很难制止和追责,这导致一些地方减负的要求难以落地。

再者,如何考核,难以量化。有些地方减负工作看起来很突出,比如召开的会议、下发的文件、工作的微信群等,确实数量缩减明显。但是这其中有些是数字上的减负,只是换了个形式或者合并同类项;有些确实有所减少,但是基层干部最关心的“层层甩锅”“滥用问责”等问题却并无缓解,导致他们获得感不强。

回头去看,早在2016年10月,国务院扶贫办就曾发布了《关于解决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等问题的通知》,这时有关治理基层负担过重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案头。后续有关部门也下发了一系列相关要求和通知,但是成效并不明显。此次中央把2019年明确定为“基层减负年”,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举措,可见决心。基层干部对此期望很高,期待很大。如何避免陷入以往那种“越减越负”“数字减负”的怪圈,这对我们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考验。

我们常说,基层负担过重的症状在下面,根子在上面。因此,要切实解决这一问题,首先必须要从源头抓起,从“上级”抓起,尽量消除不必要的任务、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言之无物的指导意见等,多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考虑问题,切实把他们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。

但是,这不应该只是从上至下单向的推进,而是要形成上下互动的过程,在减的过程中多多“问计于基”“问感于基”。近些年来,“获得感”这个词我们说的比较多,主要是用在老百姓身上,其实对于基层干部也是如此。总书记说过,政策好不好,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。我们在基层减负的工作中也应如此。减负减得如何?成效是否突出?哪些工作需要加强?哪些疏漏应当弥补?这些都应该多问问基层干部的意见。让他们拥有一定的话语权、建议权。如此,我们的减负工作才能切实减到关键,落到实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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